“四大名捕”的故事意念始自一九七零年的时候，武侠小说读多了，发觉大多数都写侠侣、义盗、隐者、刺客、武林中独来独往的狷狂之士，我想：在当时维持一个社会秩序衙差、捕快、巡役等在实质上会比前述人物更重要，为何很少人写他们的故事？于是我就在高一、高二学年间写下了“追杀”与“亡命”（即是后来成书的“四大名捕震关东”上集），不过，那只是“四大名捕”的雏形，很多意念尚未成熟，自己的风格也未能建立。
等到赴台之后，对“四大名捕”的题材有更进一步的思考，觉得在武侠小说里常透露了作者与读者间共同存在对社会现状的不平和不满，以致产生了一种幻想式同时也是理想式的抒泄。武侠是神话性的，有象征意义的，我们难以在其他文类中找到比武侠小说更有力、更大快人心的因果循环与快意恩仇。人们喜欢读一些英雄侠客、好汉，乃至巾帼犹胜须眉的传奇故事，除了那份淋漓痛快的代入感，可在律法以外制定一个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善恶到头终有报、忠心为本义字当先的世界。这想像世界的架构，仍是以现实世界里的人性人情为蓝本，越是令人激赏的武侠小说，幻想层次越高，现实象征越浓。故此，在学生期的考卷与课本中、在生活的煎熬与压迫里、在工作的严肃与沉闷时，武侠小说可以让读者神驰在一个似有若无的境界里，可以在华山论剑、在紫禁之巅飞跃、在白云山间悟出无敌是最寂寞。
读者不喜欢看平常人平常事（虽然现实里绝大多数都是平常人，发生的大都是平常事），而喜欢看不凡人不凡事，侠客侠女，为情舍命，为义捐躯，甚至浴血苦战，血染白衣，泪洒青衫，为尽忠死，为全义亡。读者常为这等义烈故事而热血填膺。这个时候我写“四大名捕”，是写他们跟一般捕头不一样之处。撇开“名捕”这个身份，其实他们跟一般侠客没什么两样，只是因为他们身兼官、侠、民三方面的律法、义理与人情，所以遭受更多的挑战、抉择、冲击与矛盾。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的“凶手”、“血手”、“毒手”、“玉手”、“会京师”都是这一个时期的作品。这奠定了“四大名捕”和我的文风。
直至近期，我考虑到“四大名捕”身为执法者，周旋于黑暗的官场之中如何洁身自爱？如何挣扎向善？如何艰辛持正？这些都成了我兴趣的中心，使得“四大名捕”不再那么“神格化”，他们只是活生生的人，四个有本领的平常人，他们在人性上的表现，才是堪供玩味处。写“神话”的时候已经过去，我也从少年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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