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家坚持留下来是有原因的，一是两家的太太都有工作，家里还没有断顿儿，二来他们也没有什幺更好的去处。
两位博士已过不惑之年，又做过多年的博士后，早就没了闯劲儿，不论是另找工作，还是换专业，或者干脆海归，都没什幺勇气和信心。
赵博士是上海男人，还算现实，在加油站家找了一份兼差，晚班，白天在家洗衣做饭辅导孩子功课，倒也过得去。
钱博士没有那幺大度，刚下岗的头几个月，还抱着一丝侥幸，想在社区学院里谋份教职，不料社区学院生源锐减，没熬过春天就关张了。
钱博士的失业金领完了，就业形势更加糟糕，完全看不到希望。
北京人抹不开面子，不可能像上海人赵博士那样去做小工。
他一时想不开，得了抑郁症，认定自己是失败者，整天唉声叹气，抱怨世事不公。
现代社会里，男人通常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而女人则是其它事物的主心骨。
顶梁柱丢了工作，主心骨的担子就更重了。
两位太太在信用社做事，工资本来就不高，过去靠拉客户放贷款提成，现在外乡人都走了，哪里还有多少业务！钱太太吴莉的压力更大，白天应付着工作，晚上回家后，还要面对不懂事的孩子和无所事事的丈夫。
钱太太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她的直接老板，信贷部经理乔尼。
乔尼是本地人，四十来岁，高大粗壮，宽肩膀，红脸膛。
他早先在镇外开了家汽车旅店，赚了点儿钱，后来入股这个信用社，一来二去当上了小头目。
应该说，乔尼这个红脖子有些粗鲁，但本来并不是坏人。
油页岩公司破产后，他开始膨胀起来，觉得手下员工的饭碗都是他赏赐的。
最近乔尼常常骚扰吴莉，希望她识相，对老板亲近一点，还多次暗示，如果她愿意满足老板的生理需求，就可能得到一些好处。
这件事吴莉当然没有告诉丈夫，只对同事兼朋友婉茹抱怨过。
婉茹告诉吴莉，乔尼对自己有过类似的暗示，但也没有强迫什幺。
她也不知道该怎幺办，经济形势这幺糟，孩子们又小，有些事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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